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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和新资本主义史都是当前欧美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按照传统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即全球各大洲和地区之间互相联系的历史的出现，几乎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同步进行。然而，在全球史和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中，双方的对话和交集相当有限。除了少数例外，“全球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史一直漠不关心”；而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尽管少数论著采用了全球或跨国视角，但更多的研究强调的仍是民族国家和地区框架。

透视“欧美中心主义”。新资本主义史兴起之前，欧美史学界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并未完全忽视全球维度，但这些研究借助的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而不是全球史路径。传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欧美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准，并以此来讨论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何资本主义兴起较晚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研究非洲史的权威学者、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埃克特指出，传统研究普遍认为，欧洲近代之所以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并且发达富裕，是因为欧洲具有科学精神、新教伦理和经济理性原则等内在特征，而非洲之所以贫困落后，是因为非洲所代表的文化特性与欧洲截然不同。这种研究无非是说，非洲之所以是非洲，就是因为它是非洲，全然不顾欧洲对非洲所进行的长期的殖民压榨。

传统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普遍采用一种明确但非常狭隘的资本主义定义，这种定义将工资劳动视作资本主义的核心，从根本上忽视了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多样性，尤其是奴隶劳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工业革命和雇佣劳动的兴起，并将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根据这种定义，美国内战前的北部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北部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化，并且拥有“自由的”劳动力；而南部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南部社会以奴隶劳动为主。

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者开始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不再将奴隶制看作是南部的一种区域性制度，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大西洋史视角看待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特·约翰逊认为，学者们不应该纠结于是否把美国的旧南部想象为“在但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要扩大视野，将18、19世纪不断扩大的大西洋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空间，这样的大西洋世界“是由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所决定的”。为此，约翰逊、塞斯·罗克曼、斯文·贝克特、乔纳森·列维等美国历史学家分别通过考察美国内战前的奴隶贸易市场、美利坚共和国早期巴尔的摩充满活力的多种劳动形式、纽约市金融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19世纪美国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揭示了美国旧南部的奴隶制与北部地区以及大西洋世界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研究美国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一代学者，进一步将视野扩大到全球，通过扎实的研究证明奴隶制不仅对工业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奴隶劳动还通过复杂的商品化过程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重要劳动体制，奴隶本身也因其作为财产的属性经常被用作债券、抵押贷款和金融工具。

这些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研究，但其研究对象仍然集中在欧美地区，也就是说，它们仍然在欧美国家寻找“资本主义”。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新资本主义史普遍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概念界定，而倾向于研究“运作中的资本主义”。这种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但若不界定何谓资本主义，也就难以区分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全球史视野下的资本主义。与上述新资本主义史学者不同的是，其他从全球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界定，但他们的定义非常宽泛。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和美国经济史学家拉里·尼尔。科卡在《资本主义简史》（2016）及其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的《资本主义：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2016）中对资本主义的界定特别强调财产权、个性化决策、市场与劳动的商品化以及资本的核心地位。根据这种界定，资本主义可以存在于各种社会、文化和国家形态。按照他的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不再是出现于14—16世纪的西欧，而是出现于古代的长途贸易中。古罗马帝国、汉代以来的中国以及阿拉伯帝国都分别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业资本主义，而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要远远晚于亚洲。在《剑桥资本主义史》（2014）的“导论”中，尼尔对资本主义概念作了更为宽泛的界定。他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四种基本要素，即私人财产权、第三方可强制执行的契约、价格灵活变动的市场、支持型的政府。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被有效地界定为一种“在更广泛、起支撑作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运作的一个复杂而具有适应性的经济制度”。根据这种理解，他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时期，而且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印度和阿拉伯帝国都曾存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剑桥资本主义史》在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引发了批评。2016年，南非金山大学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球多个国家的学者回应《剑桥资本主义史》提出的论题。会后出版的论文集《走向全球史的复数资本主义》认为，尼尔对资本主义的界定过于宽泛，似乎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存在，以至于难以分辨现代经济生活的新颖性与特殊性，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其次，《剑桥资本主义史》的讨论看似无所不包，但并没有讨论关于10—14世纪的西亚和东亚，以及16—19世纪的东南亚、日本、波斯、埃及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此外，《剑桥资本主义史》也没有突出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大西洋奴隶制和全球纠葛的重要性。因此，《走向全球史的复数资本主义》力图从全球史视角讨论10世纪以来各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挑战“欧洲中心论”。该书通过讨论近代早期全球资本主义的互相纠葛及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多样性，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且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全球已经存在多种资本主义形式，并且有多个中心，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其中一种。

微观全球史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大举全球扩张之际，全球也不是只被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主导。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助理教授刘仁威在《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2020）中从微观全球史角度挑战了资本主义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刘仁威想要表达的观点是，19世纪全球茶叶竞争的历史，并不是全球同质化的历史，也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从西方传播到东方的历史。事实上，全球性的竞争，导致了各种地方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了复杂的纠葛。当然，其他历史学家并未忽视地方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纠葛，拉维·拉曼（Ravi Raman）的《全球资本与外围劳动力：印度种植园工人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和塔里克·阿里（Tariq Omar Ali）的《全球资本的地方史：孟加拉三角洲的黄麻和农民生活》都从微观全球史的视角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地方的影响，以及地方以复杂的方式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而且这些研究都未将欧美国家作为核心讨论对象。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于全球史、跨国史、大西洋史、微观全球史等多种研究路径对资本主义史展开研究，力图超越欧美中心论，呈现一种复杂多样而又互相纠葛的资本主义历史，深刻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解释框架的“资本主义史”也再次焕发活力，为人们探索新的知识领域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