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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第一个重要论述。

怎么理解人口规模巨大？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讲授中国研究课程时，第一节课就向学生强调，理解中国要注意三件事：中国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人口规模巨大正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鲜明注脚。两百多年的人类现代化历史中，那些曾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口或为千万级、或为上亿级，唯独中国，以10亿为级别。之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人口规模巨大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之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人口规模巨大也是其中一个关键表征。有关研究表明，大规模组织和小规模组织的治理，不仅是量的不同，更是质的差异。同理，小邦和大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和发展路径，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中国这么大，人类社会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在这里都可能“失灵”。人口规模巨大之所以成为古今中国的突出特征，背后隐藏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脉络。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为何唯独中国拥有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口，从古至今，始终以泱泱大国屹立于世界？对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生生不息”，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曾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是人类的根本欲望，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前提和人类文明的原初动力。《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非独中国，全人类皆如此。然而，放眼全世界，重“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突出特征。

哲学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孔子的学术要旨概括为“生”，“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周易·系辞》云：“生生之谓易。”古人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流转，如同大河奔涌，浩浩荡荡，前后相继，从不断绝，仿佛“生”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于是，便用“生生”二字来形象地描述宇宙演化的根本动力。

如果说“生生”是中国哲学关于宇宙本质的描述，“仁”则是将这一哲学落实到人生中，转化为一种人伦道德的表达。《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但以爱亲为重。孝亲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仰”所在。国学大师钱穆在《孔子与心教》一文中如是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心之相通，必自孝始，因此中国宗教亦可说是孝的宗教。

古代哲人由宇宙天地的生生之理，凝练出“仁”作为天道的根本德性，进而将其下贯于人道特别是孝道，成为人际相处的根本伦理。天赋予了人生命，人则应以仁爱报效于天地。从“生生”这一宇宙的本质，自然得出“仁”是人间最根本的道德法则，天人合一，彼此相通。以“天地生物”为体，以“一体之仁”为用，至此，关于“生生”的哲学，体用兼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生哲学，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战役过程中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在新冠病毒最凶猛的阶段，我国有效保护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上海援鄂医疗队刘凯医生陪着87岁新冠肺炎患者王欣老人看夕阳的背影，感动了亿万网民。“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事实证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让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与中国“一视同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在疫情一开始就奉行“群体免疫论”，放任疫情发展，奉行“不检测就没有确诊”的逻辑。美国有位州长提出让老人放弃治疗，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年轻人，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急救床位宁可空着，也不给穷人治病”的现象。究竟是“生命至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至上”，是“以民为本”还是“以钱为本”，是“仁义优先”还是“工具理性”优先，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疫情大考面前展露无遗，也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必须重视人的力量。继续弘扬“仁者爱人”的“生生之道”，激发14亿多人民的巨大潜能，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全面和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必将创造世界上最多人口最快现代化的伟大传奇。

“参赞天地”的人本追求

《三字经》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中庸》称赞人的力量：“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人虽只有七尺肉体凡躯，却是“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应当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才”。这就是所谓的“三才之道”思想，也是“参赞天地”理念之所本。

可以说，“三才之道”是中华民族系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独有思维方式的经典框架，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重要文化基因，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种文化观念的可贵之处，在于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

“三才之道”源自《周易》。《周易·系辞下》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这里，“道”包含三种，即天道、地道和人道，三才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是统一的，但是其关系并非简单并列。简单而言，在天地之间，天为主，地为辅；在天、地、人三才之间，人最具灵性，在天地万物之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孝经》明确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华文化一开始就将人放在天地宇宙间进行定位，而且给了极崇高极尊贵的定位，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它是对殷商以鬼神为本的一种突围与破解，是人类轴心时代哲学突破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精华之一，今日仍然闪耀着光辉。人本就是以人为本，它不是以神为本、以天为本，更不是以物为本。

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尚书·周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一篇虽然被认为是所谓的“伪古文”，但是这种观念应当是渊源有自。这句话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在诸侯誓师大会上说的，是论证其战争合法性的理论基石。孔安国注释说：“灵，神也。”人就是万物中的神灵。真正聪明的人能做大君，大君要做民众的父母。民意即为神意，英明的君主一定是先把人民的事情做好，再去敬奉圣灵。西方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是以神为本，人在神面前不可能有中华文化中赋予的如此崇高的地位，也因为政教合一以及宗教的排他性，宗教战争始终绵延不断，人类今日仍然受到其影响。

以人为本不是以天为本。《礼记·礼运》就说：“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虽大，但人就是其“心”，是其最重要、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天主地从，天都不可以为本，地自然就更不可以为本了。

以人为本不是以物为本。神也好、天也好，君也好、官也好，这些在老百姓眼中都是高贵的，物则不然。“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物欲会让人迷失自我，对于这一点，中华圣贤很早就开始提醒世人、警示世人。《论语·乡党》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里失火，马棚被烧掉了。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只问人有没有受伤，没有问马的情况。马是很贵重的财物，孔子只问人，不问马，表明他重人不重财的仁爱精神。分得清人与“物”之间的本末关系，是成为仁人君子的前提条件。

为什么说人具有与天地比肩的能量呢？古代思想家也有很多思考。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荀子。“天地者，生之始也”，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但万物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正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草木、禽兽和人，从非生命体到生命体，从生命体中的植物到动物，从一般的动物到高级动物即人类，这是古人对天地万物秩序的一个清晰认识链。要论证人是宇宙万物中最有灵性、最为尊贵的，就必须将人置于天地万物之中进行比较。

某种意义上，之所以强调人可以“参赞天地”，是因为天地本身并非完美。《中庸》说：“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古人云，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地固然广大，却并非时时处处完美，生而为人的使命，恰恰就在于补天地之不足。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天塌了，女娲采石补天；洪水来了，大禹导河治水；头断了，刑天挥舞干戚；路没了，愚公立志移山……这一切，都蕴含着人的豪迈和魄力，正是对“三才者，天地人”的最好注解。

中国共产党人最深刻地理解了人的价值和意义。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成立了被誉为“建党先声”的新民学会，其名字“新民”就来自《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将“亲民”注释成“新民”，意味着令广大民众“自新其德”，成为真正“参赞天地”的人。带动广大民众的解放和觉醒，改造中国乃至世界，是从新民学会到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通过土地革命将老百姓从被压迫奴役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是要确立人之为人的自主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是要激发人人皆可改天换地时代，反复倡导中国精神、崇尚英雄、争做先锋，也是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最佳诠释。毛泽东同志感叹：“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在开启转战陕北伟大历程前，毛泽东同志说过一段名言：“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因为人是最重要的，有了人就有地、就有无数的机会与可能，这也是《大学》所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含义。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是同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是分不开的。

“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一小节中，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十个成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民为邦本”就是其中之一。

“民为邦本”语出《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代圣贤反复倡导，为政者必须将民众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民心所向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衡量标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老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政权就稳固，反之就会衰败甚至被推翻，这是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一个朴素道理。

“民为邦本”是理念，也是实践，结合前文中谈到的“生生哲学”，其具体含义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保障民众生存。

《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生”是最大的天道，自然也就是君主作为天子的根本德行，而其基础要求则是维护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提供生存所需要的保障。

天之德，好生而恶杀。以民为本的底线是不滥杀无辜，《尚书·大禹谟》中记载舜帝之时“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舜治国，与其误杀，宁可错放，董仲舒认为这正是“天任德不任刑”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政”，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也是出于这种“好生之德”。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以生养万民为首要职责，所谓“经济”，其根本含义就是“经世济民”，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则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需。《史记》记载，舜即位后所任命的九位官员中，禹排在第一位，负责“平水土”；后稷排在第二位，负责“播时百谷”。明太祖建国之初，曾发出敕令：“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所急者衣食”，强调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所需是当务之急。古代中国政府之所以长时间重农抑商，其根本要义也在于此，因为农业直接生产生存资料，而商业则不能，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崇尚农业之“本”而抑制商业之“末”，可以最大限度保障经济活动能满足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

二是改善民众生活。

生命的欲望不仅在于生存，还在于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地生活，可以称之为“厚生”，令生增长广大、丰厚充盈。《尚书·大禹谟》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史记·周本纪》记载，祭公谋父曾劝诫周穆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阜其财求、利其器用，正是“厚生”的内涵。

为了改善民众生活，孟子提出国君应制民恒产，如果政府能通过安排土地制度发展生产，保证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狗、猪等家畜，人人可以安居乐业，自然会政通人和。薄税敛，广储蓄，实仓廪，备水旱……这些古代政府的民生措施，都是为了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衣食无忧。

需要注意的是，在基本生存基础之上追求的“美好生活”，一方面体现为物质生活的富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精神世界的丰盈，对于重内求、重精神的中国古人，尤其如此。

孔子曾问弟子，人生志向当如何？诸弟子中，他最赞叹的是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一种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自得与自在、诗意与诗情，充盈着盎然勃发的生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物资的多寡并不决定生命的品质，更重要的是生命元气的充沛饱满、生机生意的活泼畅达。也因此，中医养生最看重的是神，所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所谓养生，养的不仅仅是肉身，更是神气，是养那份最本真醇厚之天性。

哲学家方东美有言：“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机，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所以才促使中国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种种伟大的成就。”对中国人而言，保持自身的生机、生趣，与大化同流，与天地合德，就是“美好生活”的根本含义。

三是延续民众生命。

如果说生活是对生存在空间维度的广而大之，那么生命则是在时间维度的繁而衍之。因为生命的欲望不仅在于“生”，也在于可持续地生，不断地绵延赓续，直至子子孙孙无穷匮。既可大、又可久，既可敬、又可爱，方是真正的美好生活。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人道之“生生”的哲学，源自父精母血的交融，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哲学取象于父母的生育。”根据《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之道在人间就显现为男女，男女交合才有生命之来源和人伦之起始。在这个意义上，“生生”天然地意味着“生育”，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繁衍不息。由此而有对孝道的提倡。天道生生不息，人道绵延不绝。个体的生命往前追溯，源自父母乃至列祖列宗，于是自然产生敬爱感念之情。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中文的“生”字，逐渐演化为生命的“性”和姓氏的“姓”。可见，体现家族血脉的姓氏，最初就来自对生命源头的追溯和感念。这就是“孝”的来源。孝道的绵延和传承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最有历史感的民族，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人类唯一维持五千年而不断裂的文明。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为核心美德，以“生生”为终极价值，以“民为邦本”为治国理念，重视保障民众生存、改善民众生活、绵延民众生命，于是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数千年文明，成就了人口繁庶的泱泱大国。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开创未来。我们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才能更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确保走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底气更充足、信心更充分。“人民”二字，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位置最高、分量最重。2021年，中国如期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这是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人类数百万年饥饿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是兆民颂扬的千年德政，具有伟大的文明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赓续了中华文化基因，而且弘扬光大，将很多千年梦想化为现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